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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源大罢工为何一枝独秀

   在一次档案联查中,笔者从海兴党史办档案室发现了见证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运动全过程的三封重要书信,三封书信揭开了运动高层在决策过程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发生在86年前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我党历史上工人罢工运动取得全胜的著名工人运动。它在很长时间内实现了“俱乐部不散,工人待遇不变”。然而史学界对安源路矿工人罢工运动“红旗不倒”、“一枝独秀”现象有争议,认为这与当时的大环境不符。这三封重要书信的发现,为史学界多年来的争议给出了答案。
  
  第一封信
  安源路矿创办于1898年,包括拥有12000多工人的安源煤矿和拥有1100多工人的株洲—萍乡铁路,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矿业之一。1921年,毛泽东参加党的“一大”后回到湖南,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开始筹备发动工人运动。同年12月,毛泽东偕李立三等人专程去安源考察了解到:掌管安源路矿两局的总办杨建章出身贫寒,早年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是一个有着社会同情心和正义感的官僚。在全面掌握安源路矿上下层情况的基础上,毛泽东决定在这里开展工人运动,以扩大党的影响。
  1922年1月,毛泽东派李立三在安源创办工人夜校,并通过夜校教育培养工人积极分子,先后建立了党、团支部和工人俱乐部。5月1日,在工人俱乐部正式宣告成立的同时,也宣布了俱乐部“保护工人利益,减除工人压迫与痛苦”的宗旨。工人们积极响应,纷纷加入俱乐部。在俱乐部的领导下,一些矿区的工人因不满工头的压迫,开始提出抗议,并局部出现了罢工活动。当时,永和煤矿工人最活跃,罢工时间持续的也最长。
  5月10日,担任萍乡总矿副矿长的舒修泰(英国人,是一名“中国通”),写信给路矿两局总办杨建章,汇报并请示如何处置工人罢工问题,信称:“建章总办大人伟鉴:……永矿至今仍未开工,将来究如何进行,尚需静候董事会议决,方有把握。”这是笔者在海兴党史办档案室发现的第一封信,是一封运动初期如何处置罢工问题的请示信,也是一封见证历史进程和弥补重要细节的信。从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安源路矿举行总罢工之前,其萍乡煤矿的永和矿已经开始了罢工行动。应该说毛泽东深入细致的调查了解和工人民众的充分被发动是“红旗不倒”的基础。
  
  第二封信
  杨建章在收到舒修泰的请示信后,并没有召开董事会议决,也没有给予及时的答复,他要从中寻求更好的解决办法。然而这时,永和煤矿矿长在未经杨建章批准,擅自做主对罢工工人进行报复,他们威胁恐吓罢工积极分子和骨干,并企图将罢工领导人驱逐出矿,在永和矿主的煽动下,其他矿区也出现了威胁恐吓工人积极分子的现象,有的甚至提出“赶俱乐部出矿”的口号。
  毛泽东于9月初再次来到安源,研究分析形势,制定斗争方针。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李立三、刘少奇代表路矿工人向当局草拟了三条要求:1.路矿两局须呈请行政官厅,出示保护俱乐部;2. 路矿两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常月费200元;3.从前积欠的工人存饷,限日发清。
  就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杨建章的同乡校友刘钟淇从日本东京给他写来了劝告信,信中称“建章仁兄惠鉴:倾读报纸,知贵厂有工人罢工之说。”、“遥想我兄处置得法”。信的开头就表达了刘对此事的极大关注,他在信中写道:“近数年来因国库空虚,到处穷闻迭出,官员罢业,军人哗变,劳动者罢工在今日已不为怪闻矣。北京陆、海、参、内、财政、教育六部员且罢业,何况以力售钱为生活之工人乎?此乃国势趋之使然,政府迫之使然也。”为劝告并安慰杨建章,刘还写道:“局部当轴者亦莫可如何!”他希望罢工之事“早有结束惟愿”,他告诫校友“愿耐此艰局,大展善后之策,借此变故”。对于路矿内部管理问题,特别是对那些与工人搞对立,制造事端的少数手下和部门,刘钟淇建议杨建章要“从事汰败类,留良技,改革一切未赏非正”,以此“可图发达之机会”。他还苦口婆心地劝告:“幸勿以此做灰心之感也。”信的最后,他再三提醒“书不尽意,敬请馁安”。
  刘钟淇,直隶盐山县(今河北省海兴县城北)齐庄人,与杨建章既是同乡,又是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的校友,两人是推心置腹的好友。此信虽写于1922年9月10日,但从日本东京寄至安源确需一定时间,就是在这段时间内,路矿两局在没有经得总办杨建章的同意,便于9月12日向俱乐部作出使工人不能满意的第一次答复。此时,工人俱乐部接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来信,信中鼓励全体工人要坚持斗争,不惜付出代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还表示将全力支持工人罢工斗争,并设法声援。工人罢工运动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毛泽东根据事先对杨建章的了解,为罢工运动提出了“哀兵必胜”的策略,要求罢工行动一定要“哀而动人”。根据毛泽东的这一主张,俱乐部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罢工口号,以此取得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
  9月12日,在俱乐部作出安源路矿举行工人大罢工决定的当天,路矿当局作出了第二次答复,承认第一、二项条件,但仍以财政困难为由,拒绝第三项条件。俱乐部在原条件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增加工资、减轻剥削等条件,并限期答复。
  9月14日凌晨,限期时间已到,俱乐部下达罢工命令。于是,安源路矿1.7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俱乐部发表罢工宣言,并向路矿当局提出必须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开除工人须经工会同意,不得殴打工人,发还欠饷、增加工资等17项条件。工人们要求将这17条要求直接送达路矿两局总办之手,并写明:“如欲调商,即请派遣正式代表与俱乐部代表刘少奇接洽。”

这时,也正在这时,杨建章收到了好友刘钟淇从日本发来的劝告信。受这封信的启发,同时也受“哀而动人”罢工行为的感染,受“从前是牛马”宣传的影响,加之工人们“现在要做人”的强大决心。贫苦出身的杨建章终于做出重大让步:第一,下令撤回派往俱乐部的数百名军警,并责成戒严部队司令向工人道歉;第二,对工人们提出的17项要求逐一进行研究,将17项条款综合归纳为正式的《十三条协定》。这《十三条协定》包括:路矿当局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开除工人公布正当理由;不以此罢工开除工人;因公受伤、死亡者,给予抚恤;不殴打工人;增加工资,发还欠饷;津贴俱乐部等。第三,他根据刘钟淇信中提到的“汰败类、留良技”的劝告,撤换了一批与工人搞抗衡、制造矛盾、挑起事端的工段长和矿长,并启用“将来究应如何进行,尚需静候董事会议决,方有把握”的舒修泰为路矿两局的全权代表,直接受理工人罢工之事。他还邀请地方绅士和商会的官员出面调解。工人们见自己提出的要求绝大部分得到承认,基本上是满意的,经征得毛泽东同意,决定于18日上午9时,双方派代表在杨建章拟定的这个《十三条协定》上签字,毛泽东派李立三、刘少奇为工人全权代表出席签字仪式,杨建章派舒修泰、李义藩为路矿当局全权代表在协定上签字。签字仪式结束后,杨建章还允许工人们在当天下午召开盛大的庆贺大会。大会后工人们才正式复工。正是有了这封信的谆谆劝导和对民众的同情,才有了运动的完美结果。可见刘钟淇的这封信,在当时所起的关键性作用是何等重要啊。
  
  第三封信
  罢工斗争结束后,根据当时签订的《十三条协定》,工人的政治地位、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都有了显著的改善,工人夜校和消费合作社也得到很大的发展。
  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 “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发表《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人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压迫和惨杀工人的军阀,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就连当时的一些开明绅士也起来声援,他们在声援京汉铁路工人的同时,更对杨建章在处理安源路矿工人运动时的恩感政策和宽容态度给予称赞。北洋政府高参、杨建章的故交旧友、老上司高芬淇此时为杨建章写来了一封高度评价和赞扬的信,信中称“建章老棣总办左右:贵厂工人滋事,刻始闻知,以老棣恩感素孚,谅之已早日平息矣。”这是笔者在海兴党史办档案室发现的第三封信,该信不仅是开明绅士对杨建章的褒奖,也是整个运动中以“恩感”政策和“素孚”(不动武)方式解决工人问题的直接见证和凭据,是安源路矿罢工运动“红旗不倒” 、“一枝独秀”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封书信的发现揭开了安源路矿工人罢工运动高层人物在决策过程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为史学界多年的争议给出了答案,同时也填补了党史领域研究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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